Contre-productivité
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工具或机构开始产生与其初衷相反的效果：学校使人愚钝，*交通*让人寸步难行，医学反致疾病。伊里奇在《*共生社会*》中将其称为“第二变革阈值”——即增长超过一定程度后，工具不再服务于人，反而操控人。后来他正式提出“反生产力”（尤其在《*医学的报复*》中），但这一概念在此已完整呈现：它不是简单的效率递减，而是工具背离其存在的根本目的。
En une décennie plusieurs institutions dominantes ont, ensemble, sauté gaillardement le second seuil. L’école n’est plus un bon outil d’éducation, ni la voiture un bon outil de transport, ni la chaîne de montage un mode acceptable de production. L’école produit des cancres et la vitesse dévore le temps.
伊里奇在工具的生命周期中划分出两个临界点。在第一个临界点，工具开始变得有效：比如医学，大约在1913年前后，治愈的病例开始多于其造成的伤害。而在第二个临界点，某种逆转发生了。工具在持续扩张中跨越“第二变异阈值”，越过这一阈值后，制度“扭曲了可操作工具的用途”：“人们越来越将手段当作目的。”学校开始制造差生，汽车吞噬它曾承诺节省的时间，医学则制造出新的疾病。目的反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后世记住的那个词——反生产性——此时尚未出现；伊里奇谈的是“第二阈值”，即制度“扭曲可操作工具的用途”的时刻，并开启“操纵的统治”。但核心概念已然完整且精确：问题不在于工具产出更少，而在于它产出相反的结果。同一逻辑也奠定了共生性：一个社会只要将工具控制在这一阈值之下，使其仍能延伸使用者的自由，便是共生的。评判一种手段，不应看其效率，而应看它对关系网络的影响——这是一切行动生态学的核心要求。
反生产性 ≠ 单纯的低效或边际效益递减：工具并非“完成得更差”，而是实现了目的的反面——本应治病的制度反而致病。它也 ≠ 偶然的副作用：这不是意外的失误，而是结构性的临界点，可预见且内嵌于工具增长的逻辑之中。一旦跨越这一节点，弊端不再是机器的意外，而是其必然产物。